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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二十九凌晨一点，突然有人敲门。
咚、咚、咚。三下，停顿，又是三下。
很机械，不像正常人敲门那种。
我猛地从被窝里坐起来，冷汗唰地湿了后背。
我租的是五十年代的老式苏联楼，总共三层，红砖墙，夹层木条地板，长长的走廊，楼道里常年只有几盏灯泡，灯光灰暗。
这栋楼住的基本都是租户，还有很多房间没有出租，我住301，302住着两个在附近工地干活的农民工，前几天就回家了。303住着一对中年夫妻，在学校门口卖炒面，腊月二十三就走了。二楼和一楼的情况也差不多，租户基本都是学校周边的摊贩和打工的，过年全回家了。
整栋楼，可能就我一个活人。
出租屋的暖气早就停了，一到过年就没人管，室内温度也就七八度。但我这会儿完全不觉得冷，全身的血都往头顶涌，耳朵里嗡嗡直响。
外头漆黑一片，屋子里也是，我裹着被子缩在床角，死死盯着那扇木门。此刻我连摸手机照亮的勇气都没有。
“谁……谁啊？”我压着嗓子低声喊了一声。
没人回答。
门外又响了三下，然后是沉默，再响三下。节奏精准得像节拍器。
我不敢再出声。
老式苏联楼出租屋，外面一道钢筋焊的防盗门，锈迹斑斑，铁皮薄得像纸，里面这层木门，红漆已经掉的差不多了，门上很多缝隙大得能塞进卡片进来。这种门就是个摆设，一脚就能踹开。
我租这间屋子完全是因为离学校后门近。步行三分钟就能进实验室，方便我做毕业设计。我是生物工程专业，大四，课题是基因编辑技术在极端环境微生物中的应用——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就是天天跟各种菌株打交道，养细菌，提DNA，跑PCR，枯燥得要命。但好处是导师王建国教授是业内大牛，跟着他发篇好文章，出国读研的推荐信就不用愁了。
王教授这人挺有意思，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讲课从不看讲义，三小时滔滔不绝，能从分子生物学扯到哲学，再从哲学扯到楼下食堂的***好不好吃。学生们都挺喜欢他，就是觉得他有点怪。他带的研究生私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