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踢出家族群的那天，是我死后的第三年。
事情要从那个红包说起。苏黎世的公寓里，我坐在窗边的旧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部手机。屏幕亮着，微信界面，群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头像是去年春节拍的全家福——我妈坐在中间，穿着那件枣红色的羊绒衫，是我用第一份工资给她买的。她旁边是沈父，西装笔挺，和他在公司年会上的表情一模一样。再旁边是外婆，抱着表姐家的小侄子。所有人都在笑。
照片里没有我。三年前就没有了。
群里弹出一条消息。我妈发的：“囡囡走了三年了，今天是她生日。大家都别发消息，让她安安静静的。”配了一个红包，备注写着“囡囡生日快乐”。
红包躺在对话框里，红色的，小小的，像一小块凝固的血。没有人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它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没人敢碰的祭品。
我点了。
红包封面的金色“开”字旋转了一下，弹出金额——66.66元。还有一行小字：“领取成功。”群消息的提示音停了。整部手机像是被按下了静音键，连屏幕上的时间都似乎跳得比平时慢。
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表姐。她发了一条消息，只有一个问号。然后是表**，发了三个问号。然后是外婆的语音——她不太会打字。我点开，她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带着苏北口音的普通话微微发颤：“谁领的红包？系统出问题了吧？这个账号……不是注销掉了吗？”
没有人回答。红包记录里显示得清清楚楚——“囡囡”领取了“囡囡”的红包。头像是我的，一朵向日葵。账号没有注销。三年了，它一直亮着，像一盏没有人记得关、也没有人敢关的灯。
表姐又发了一条：“这个账号是谁在上？沈听晚，是不是你？你拿你姐的号做什么？”沈听晚没有回。她当然不会回——她三年前就死了。死在城东那条高速上，死在沈父那辆奔驰S级的后座，死在去机场接她未婚夫的路上。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手机，屏幕上是和陆时砚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是她发的：“我快到了，你在几号门？”
消息气泡是绿色的，没有显示“已读”。
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