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桥机场的到达大厅里，总是飘着同一种味道——消毒水和咖啡的混合物。穿着各色衣服的人们拖着行李匆匆走过，像被同一根线牵引的木偶。我坐在三号到达口的咖啡店里，看着落地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等着一位十年没见的老朋友。
他出现在人群里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倒不是因为他的样子没变——事实上他变了很多，头发短了，黑框眼镜换成了金属细框，下巴的线条比从前硬朗。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他走路的方式没变，微微前倾，像是在和风较劲，右手摆动的幅度永远比左手大一些。
“陆时安。”我站起来朝他招手。
他看到我，嘴角动了动，算是笑了。他走到桌前，把行李箱靠在一旁，坐下时长长地吐了口气，好像这趟旅程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
“十年了。”我说。
“十年三个月零七天。”他说。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还是老样子。”
“可能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目光落在窗外的停机坪上，“我答应过她要来接机，每一次都答应过。”
窗外的飞机正在降落，庞大的机身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轻盈触地，机翼上的灯一闪一闪。我想起那个总是站在到达口最前面、踮着脚尖张望的女孩，想起她每次看到陆时安走出来时脸上绽开的笑容，像是一朵花在一瞬间完成了从含苞到盛放的全部过程。
顾漫总是第一个到。
不管陆时安的航班几点落地，她都会提前一小时等在到达口。她说飞机有时候会早到，万一时安提前出来了，看不到她会失望。我们说怎么可能，国际航班哪有早到一小时的。她说不一定，万一呢，万一就是今天呢。
她等了六年。
陆时安在**读博的第二年，他们在一起。顾漫在上海做建筑设计，陆时安在芝加哥研究高分子材料。隔着十二个时区和一万两千公里，他们在视频里谈恋爱，在语音里吵架，在凌晨三点因为对方的一句话失眠到天亮。
异地恋最难熬的不是距离，是时差。
你刚起床，他那边已经是下午；你准备睡觉，他才下班回到家。两个人像是活在两条平行的时间线上，靠着一个小时的时区重合来维系感情。顾漫的手机闹钟设了三个——
芝加哥时间早上七点，叫陆时安起床。
芝加哥时间晚上十一点，催陆时安睡觉。
芝加哥时间下午六点，那是他们固定的视频时间。
这三个闹钟在顾漫的手机里响了六年，一次都没有关过。哪怕后来她换了三部手机，那些闹钟都被她原封不动地迁移过来，像是某种无法断舍离的情感负债。
陆时安把她的手机拿过来给我看。屏幕已经摔出了两道裂痕，壁纸是那年他们在**灵隐寺拍的合照——顾漫踮起脚尖去摸陆时安的头顶，陆时安一脸无奈地笑。照片拍虚了，但顾漫还是舍不得删，说虚了的照片才有动感，说明那一刻是真的在动。
“闹钟还在。”陆时安翻出闹钟列表，三个时间点像三道刻痕一样排在那里，“她走的那天早上，手机闹钟还响过。”
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讲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故事。
顾漫走得很快。
从确诊到离开，只有短短四十三天。胰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陆时安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实验室里跑一组数据，手机震动了七次他都没听到——实验要求全程防震防静电。
等他看到手机上十七个未接来电的时候，距离第一通电话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他回拨过去，接电话的是顾漫的同事。她说顾漫在开会的时候突然晕倒，送到医院检查，结果不太好。她没说完，陆时安就订了机票，芝加哥飞上海，经停东京，全程二十二个小时。
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二十二个小时。
飞机在平流层里飞行，他在三万英尺的高空里坐了二十多个小时。手机关机，没有网络，他只能盯着座椅靠背上的屏幕发呆。屏幕上显示着飞行路线，一条弧线从芝加哥出发，经过***、**斯加、白令海峡、**、东海，最后落在上海。
他想起有一次顾漫和他吵架，因为他又一次没有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