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捐遗体那天，我给八年没联系的父亲打了电话。
他骂了声"有病"，挂了。
坐十七个小时硬座找过去，他签字时眼都没抬。
"加一条。死了别通知我。"
第三天，他跪在我公司楼下哭了一夜。
我没下去看他。
第一章
电话是下午三点四十七分打出去的。
手机贴在耳边，嘟——嘟——嘟——
我数了十一声。
第十二声的时候，那边接了。
"谁啊？"
我喉咙发紧，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是我。"
那边没吭声。
我补了一句："陆沉。"
又安静了两秒。**里有电视的声音，什么综艺节目的笑声，隔着听筒都觉得闹。
"嗯，什么事。"
不是问句，是催促。
我攥着手机，指节发白："我……最近查出来一些问题，想提前把遗体捐献的手续办了。需要直系亲属签一个知情同意书。"
我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只是签个字而已，不会耽误你很久。"
那边沉默了三秒。
然后他说："有病。"
嘟——嘟——嘟——
挂了。
通话时间，二十三秒。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着屏幕上的数字，看了很久。
二十三秒。
我存了八年的号码，换来二十三秒。
其实我提前想过很多种反应。
我想过他会犹豫，会沉默，会说"你找别人吧"。
唯独没想过他连"为什么"都不问。
连我得了什么病、还能活多久，一个字都没问。
手机屏幕暗了下去，映出我的脸。
瘦了很多。颧骨支棱着，眼窝深陷，嘴唇干裂。
嗯，确实像有病。
走廊尽头有人推着轮椅经过，轮子碾在地砖上，咕噜咕噜的。
我站起来，去了火车站。
买的是最近一班去容城的车，硬座，十七个小时。
卧铺能报销，沈卓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商务舱也行，他来订。
我说不用了。
十七个小时，对面是一个抱孩子的女人，斜对面是两个打牌的民工，空气里全是泡面和橘子皮的味道。
孩子哭了三回，女人哄了三回。
我靠着车窗，看外面的田野、山洞、电线杆一根一根地倒退。
膝盖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遗体捐献志愿书和知情同意书。
两张纸，A4大小，盖着市红十字会的章。
手续不复杂。志愿书我已经签了，知情同意书需要直系亲属的签名。
我没有兄弟姐妹，母亲六年前走了。
全世界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只剩一个。
就是那个说"有病"然后挂断电话的人。
火车到容城是第二天早上七点。
出了站，灌了一口凉风，打了个出租车。
"周华大厦。"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那个写字楼啊，周氏集团的？"
"嗯。"
容城的八月，热得发闷。出租车没空调，窗户开一半，风灌进来也是热的。我后背的T恤湿了一片，贴在皮肤上。
周华大厦是一栋二十六层的玻璃幕墙建筑，门口停着一溜黑色的奥迪和奔驰。
我在大厅前台站了十分钟，才问清楚他在十八楼。
前台拦住我："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那不好意思——"
"我找陆鹤年。你告诉他，他儿子来了。"
前台愣了一下。
大概觉得不太可能。陆鹤年——这座城市叫得上名号的人物，周氏集团的副总裁，娶了周家的大小姐，开路虎住别墅。
而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T恤，牛仔裤膝盖磨破了一块，脚上一双沾了泥点子的运动鞋。
前台犹豫了几秒，还是打了内线电话。
等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见我。
电梯门开了。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秘书走出来，上下打量我一遍。
"您跟我来。陆总只有十分钟。"
十八楼，走廊很长，铺着灰色地毯，吸音。两边是透明的会议室和办公区，有人隔着玻璃看我。
推开最里面那间办公室的门。
他坐在桌后面。
八年了，他老了一些，鬓角有了白发，但整个人保养得体。西装笔挺，衬衫雪白，袖扣是金色的。
桌上摆着一张合影——他、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三个人站在什么度假村的泳池边，笑得很灿烂。
他没抬头。手里拿着一支笔，在批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