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冰雪覆盖的地方。
那里的雪从十月初就开始落，一直落到次年五月。天地间永远是灰白的，像是谁把整个世界塞进了一个旧棉絮套子里。
积雪压断了电线，压塌了仓库的屋顶，把树枝压得像折断的手指一样垂下来。
人们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洗脸吃饭，而是用铁锹把自己家门口从雪里挖出来。有些年份雪太大，连门都推不开，一家人就窝在屋里，听着外面风雪的嚎叫，像被困在沉船底舱的老鼠。
那个地方叫北林，是中俄边境线上的一个小镇。我后来在地图上找过它，要放大了再放大，才看得见那个比芝麻还小的圆点。
地图上不会标注镇上的两条主街，不会标注木材加工厂的烟囱，更不会标注我家那栋低矮的木屋。
木屋靠近河岸，每年春天冰雪消融的时候，河水会漫上来，泡烂屋后堆着的木材。那些木材是舅舅从山上偷砍下来的，没来得及运出去就被水淹了。春天一到，腐烂的木头散发出一种潮湿的酸味，混在泥土和化雪的腥味里，像是整个大地都在腐烂。
我记忆里的父亲总是缺席的。他像镇子上很多男人一样，在某一个冬天喝醉了酒，走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说他沿着铁路线往南走了，去南方打工；也有人说他冻死在哪条路边的沟里了，开春才会被人发现。
母亲从不提起他，只是在我问起的时候沉默很久，然后说一句“他走了”，就把话头掐断了。那个“走”字拖得很长，像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所以家里只有爷爷、母亲、我和妹妹，以及那个让爷爷恨得咬牙切齿的舅舅。
舅舅叫刘铁柱，四十多岁，长了一张被酒精泡浮肿的脸。
他年轻时据说也是个能干的汉子，当过兵，退伍后分到了木材加工厂，后来厂子黄了，他就再也没正经营生过。他在镇上一家砖厂搬了几天砖，嫌累，不干了。又到粮库扛了几天麻袋，嫌钱少，也不干了。之后就再也没人找他干活了。
他每天的事情就是喝酒，喝最便宜的烧刀子，一块五一斤的那种。喝了酒就躺在爷爷家那张破沙发上，呼噜打得像拉风箱。有时候喝得太多了，就吐，吐得一地都是，酸臭的气味弥散在整个屋子里，连壁炉烧木头的香味都盖不住。
爷爷坐在壁炉前面那张瘸了一条腿的藤椅上，叼着一根没有滤嘴的旱烟，眼珠子瞪着舅舅，像是要把他的骨头都嚼碎。
“你倒是有点出息！”爷爷的声音不大，但那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恨意比喊叫更让人害怕，“三十多岁的人了，要饭都嫌你手脚不利索！你姐养你多少年了？你外甥女连双棉鞋都穿不上，你也好意思躺得下去？”
舅舅翻个身，拿后脑勺对着爷爷，嘴里含糊地嘟囔一句什么，又睡了过去。他那件军绿色的大衣翻出了灰白的棉絮，袖口油黑发亮，不知道多久没洗过。爷爷看着他那副样子，气得手都发抖，烟头掉在裤子上烫了一个洞也没发觉。
母亲从不说话。她蹲在灶台旁边，拿一把生了锈的菜刀切土豆。灶台很小，是用土坯垒的，台面上糊了一层水泥，水泥已经裂了缝，油烟把裂缝熏成了黑色。
锅里的水刚烧开，咕嘟咕嘟冒着泡，白汽把整间屋子弄得雾蒙蒙的。妹妹站在她身边，够着灶台的高度，帮忙递东西。
那年我七岁，妹妹五岁。
妹妹叫小禾。她不是那种长得好看的小姑娘，这一点她自己也知道。她的脸太瘦，颧骨太高，嘴唇干裂得总在起皮，头发黄得像秋天的枯草。
但她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大而明亮，像是冬天早晨结在窗玻璃上的霜花，冷冷的，亮亮的，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安静。
母亲有时候看着她的脸，会突然红了眼眶，然后别过头去，假装是在看窗外。
我知道母亲在愧疚什么。
那年冬天太冷了，冷到零下四十多度。铁皮炉子的烟囱从屋里穿到屋外，烟囱口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屋里烧再多的木头也不暖和，火墙贴在炉子后面，只有贴着墙的那一面是热的，其余三面冰凉。
我们身上穿的棉袄是爷爷拿旧军大衣改的，棉花板结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