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失踪那天，是我弟结婚前一天。
全家第一个反应，不是报警。
是给我打电话。
“林栖，你赶紧回来一趟。”父亲在电话那头压着火，像生怕被亲戚听见，“**不知道又发什么疯，留了张纸条就跑了。明天就办婚礼了，这时候她闹这一出，不是要全家难堪吗？”
我刚从会议室出来，电脑还没合上，屏幕上是第三季度项目复盘。办公室里空调开得太足，冷得我手指发麻。
我沉默了两秒，问：“纸条写了什么？”
父亲更烦了：“还能写什么？写她累了，出去待几天，让我们别找她。”
他说完，又补一句：“你现在就回来。你弟那边忙不过来，你嫂子家里也已经来人了，这种事只能你处理。”
只能我处理。
我盯着玻璃门外来来往往的同事，忽然想笑。
我二十九岁，在上海做品牌策划，租着离公司四十分钟地铁的小公寓，月薪两万出头，看上去是一个足够体面的都市白领。可在我家，关于我的定义始终只有一个——
林栖，长女，备用方案，出事时第一个该出现的人。
弟弟林辰读书不顺，要我把奖学金让给他补课；
家里买房首付不够，要我把工作头两年的积蓄拿出来；
父亲住院要人陪床，是我请假；
母亲和婆家亲戚吵架，要我两头劝；
现在，弟弟结婚前一天，母亲失踪，还是要我回去收场。
我站在原地，忽然觉得很疲惫。
这种疲惫不是今天才有的。
它像一口很深的井，我站在井边站了很多年，所有人都觉得我稳、我能扛、我不需要被照顾，于是水越灌越满，满到某一天，我自己都快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我请了假，买了最近一班**回苏州。
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
弟弟的新房里亮得像白昼，玄关堆满了喜糖、烟酒和婚庆公司的物料。客厅里，父亲来回踱步，弟弟林辰坐在沙发上抽烟，未来弟媳周恬缩在一旁，脸色难看。桌上放着一张被揉皱又抚平的纸。
我走过去，拿起来。
上面是我**字。
我出去待几天，别找我。婚礼照办。钱在抽屉第二层。还有，林栖，别再替他们收拾了。
最后一句像针，轻轻扎了我一下。
父亲见我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