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得先说说这条铁路。
滨洲线，哈尔滨到满洲里，全长九百三十四公里，横穿整个呼伦贝尔草原。这条线是一八九七年开始修的，**人主持，中国工人出力，修了六年。最艰苦的一段就是穿过大兴安岭然后一头扎进草原的那一段——冬天零下四十度，铁镐刨下去，地面只出一个白印子。工人住的窝棚，早上起来门被雪封死，得从窗户爬出去铲雪。伤寒、冻伤、塌方，死人是一车一车往外拉的。具体的数字，从来没有人统计过。**工程师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句：“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埋着一个中国人。”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引用，但引用的**概不知道——那不是修辞。
这条线上有无数个小站，大多数你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名字取得随意极了——有的是蒙语，比如“乌固诺尔”，意思是“牛湖”；有的是满语，比如“扎兰屯”，意思是“红色的山崖”；有的是当年修路的**工程师随口起的，比如“赫尔洪得”，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连**人自己大概也忘了；还有的干脆就用公里数命名——四百八、五百二、六百三——像是连起名字的人都觉得这些地方不配有名字。过了齐齐哈尔往西，草原越来越平，天越来越低，地平线被抻成一条无限长的直线，小站越来越稀疏。冬天的时候，这些小站就像是被遗落在雪原上的棋子，孤零零地蹲在铁轨旁边，守着一段谁都说不清有什么好守的线路。
我们这个小站叫三道河。没有河。附近倒是有一条干沟子，夏天淌点水，宽不过两米，最深的地方刚到膝盖，孩子们在里面摸过泥鳅。冬天连底都冻上，冰层下面只剩一层黑泥。谁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也许很久以前真有河，也许是修路的时候有人随口说的，说这地方该叫三道河，于是就叫了。站房是一间砖房，黄颜色的，是**时期俄式铁路站房的样式——尖顶，斜坡屋面，木框窗，门廊的木头地板被踩出了凹槽，凹槽的深度刚好容下一个人的脚掌。候车室能坐二十个人，长条木椅，椅背被无数个后背磨得发亮，从来坐不满。站台上有一盏煤油信号灯，玻璃罩子被风吹出了一层细密的划痕；一台早就坏了的电报机，西门子的老型号，铁壳子上锈出了花；和一把三条腿的木椅子。三条腿，**条腿是一摞砖头垫起来的，砖头是从站房后面废弃的锅炉房捡来的。
这就是三道河的全部。
二
老站长姓韩，大名叫韩守成。我分到三道河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五十六岁，头发花白，不是那种好看的银白，是灰白相间、像旧棉絮一样没有光泽的白。脸是草原上的人特有的那种脸——颧骨高，眼眶深，皮肤被风吹得糙得很，脸颊上布满了细密的***，鼻梁上有一块冻伤的旧痕，但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年轻人的亮，是见过了太多东西之后剩下的、最后的一点光，像是炭火快要烧尽时最烫的那一小块。他不怎么说话，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不用闹钟，到了那个点自己就醒了——拿一把大扫帚把站台上的雪扫干净。扫帚是竹枝扎的，磨得只剩下一小截，扫在水泥站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在冬天寂静的清晨里能传出很远。扫完了，他把扫帚靠在站房墙上，然后站在站台上往东边看。东边是哈尔滨的方向，铁轨在冬天的晨雾里越来越细，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地平线上。
他看的时候站着不动，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下巴微微扬起，像是在辨认什么。冬天早晨的草原上，空气冷得发脆，你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在鼻腔里结成冰晶的声音。远方的地平线上有时会冒起一缕白烟——那是火车的蒸汽——他就盯着那缕白烟看，一直看到确认那只是一列普通的过路货车，才转身回屋。
等什么呢？他从不说。
一九六二年，我从铁路技校毕业。齐齐哈尔铁路技校，在东北的铁路系统里不算最好的，但也不差，三年制，学的是行车调度和信号维护。毕业那年全年级一百二十个人，同班的同学有的去了齐齐哈尔机务段，有的去了哈尔滨站，最差的也去了海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