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副县长，穿得太普通，被护士当众骂：“等着能死啊？没钱没势还想搞特殊？”
我没吭声，掏出手**给了院长。
三分钟后，院长连滚带爬冲进来，腿都在抖。
刚才骂我的护士，当场吓瘫在地，哭得妆全花了。
而另一个护士，悄悄递给我一杯胖大海。
她不知道，这杯茶后来把她变成了县长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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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沈泽，今年三十五岁，本县副县长。
单身。
这两个字，在我们这种小地方，基本等于贴在脑门上的标签。
逢年过节，总有领导半开玩笑地关心我个人问题，说小沈啊，该成家了，不成家不稳。
我每次都笑笑，说工作忙，随缘。
其实也不是不想找，是看多了人情冷暖，眼光难免挑剔了些。
说白了我就像一个在江边走了三十多年的人，始终没找到那艘愿意一起渡河的船。
我分管的工作里有一块很重的担子，就是全县的卫生医疗。
医疗系统是个大摊子，大到县级医院的**改制，小到乡镇卫生院的药品采购，桩桩件件都跟老百姓的命连在一起。
我这人做事有个原则——不坐办公室里听汇报，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
所以我经常一个人下乡，一个人暗访，不打招呼、不亮身份，只有这样才能看见最真实的那一面。
可没想到，今天我自己成了需要来看病的那个人。
咽喉炎，**病了。
常年加班熬夜，吃饭没规律，抽屉里常备的除了各种文件就是胖大海和润喉糖。
这次发作得格外凶猛，早上开会时说了不到十分钟话，嗓子就像被人拿砂纸打磨了一遍，火烧火燎地疼，声音沙哑得跟破锣似的。
散会之后我对着办公室的镜子张嘴看了看，喉咙红得跟刷了一层辣椒油一样，咽口唾沫都费劲。
处理完手头几份急件，我看了一眼时间，上午九点半。
县人民医院离县**不远，我拿起车钥匙下了楼，没叫司机，自己开那辆开了五六年的老***，直接往医院去了。
车停在医院外面的公共停车位，我排了十几分钟的队挂号，又排了十几分钟等叫号。
耳鼻喉科的门诊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姓陈，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态度倒是挺和气的，拿压舌板压着我的舌头看了看，眉头就皱起来了：“你这个咽喉充血很严重，扁桃体也肿得厉害，喉咙壁上全是滤泡。
我建议你做个喉镜，仔细看看咽喉深处有没有溃疡或者息肉。”
我说行，做什么检查您开单子就是。
陈医生刷刷刷开了单子，一边写一边叮嘱：“喉镜检查得去内镜中心，在三楼。
今天做检查的人可能有点多，你得有耐心等一等。
做完拿了报告再来找我，我再给你开药。”
我接过检查单，道了声谢，去一楼缴费窗**了钱，然后一个人上了三楼。
内镜中心在走廊尽头，白色的大门关着，门旁边有个前台，前台后面是候诊厅。
我推门进去，候诊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概二十来个，老人居多，有几个抱着小孩的年轻母亲，所有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疲惫和焦躁。
候诊区的蓝色塑料椅上坐满了人，墙上的叫号屏亮着，上面滚动着患者的名字和编号，但我注意到所有患者名字后面都跟着同样两个字——“待诊”。
没有一个人显示“检查中”。
这说明喉镜室的医生还没开始工作。
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把检查单折好放进口袋，身子往后一靠，开始等。
我这人其实挺能等的，当了这么多年基层干部，别的本事不敢说，耐心绝对是一等一的好。
下乡调研碰上堵车能等，开会等领导能等，协调工作等各方意见能等。
所以起初我心态很平，想着医生可能在忙别的，过一会儿就来了。
结果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十点半的时候，候诊厅里的骚动开始渐渐大了起来。
有个大爷忍不住了，拄着拐杖走到前台问了一句，前台护士头也没抬，说了句“医生来了会叫号的”。
大爷碰了一鼻子灰，摇着头回来了。
又过了半小时，到了十一点，有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急得眼眶都红了，孩子在她怀里哭个不停，小脸憋得通红。
她跑到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