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老屯那天，腊月二十三，小年。
大巴车把我扔在国道边上时天已经黑透了。满天星斗被冻得又亮又碎，像有人抓了一把碎玻璃撒在黑布上。从国道到屯子还有三里土路，雪深过膝，我拖着行李箱一脚一个坑地往前走，北风刮过来的时候脸上的皮肉像被人用钝刀子一层一层地往下片。整个屯子静悄悄的，连狗都不叫一声，只有零星几扇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远远看去像一排蹲在雪地里的老狼，眯着眼睛打量我这个十年没回来的外姓人。
老屋在屯子最东头，三间砖房，外头围着一圈东倒西歪的木板障子。房子是我姥姥留下来的，她走了两年，房子就空了两年。她活着的时候是十里八乡最有名的剪纸艺人，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要来请她铰几副大红的窗花。过年的时候更不用说了，整个屯子的窗户上都贴着她铰的福字、鲤鱼、胖娃娃，家家户户的窗花都不重样。我小时候蹲在炕上看她铰纸，一张红纸对折四下，剪刀在她手里跟活了一样，三转两转就铰出一只站在梅花上的喜鹊。她铰纸的时候从来不画底稿，图案全在脑子里，铰出来的东西栩栩如生，喜鹊的翅膀尖上连羽毛的纹路都看得清清楚楚。
姥姥临去前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只有九个字：“窗户，别擦，窗花，不能揭。”
我在城里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只觉得是老人在说胡话，随手夹进了一本书里。直到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站在老屋的堂屋里，北墙上那扇老式木格子窗透进来满院的月光，贴在窗户上的窗花剪纸在月光下泛着一层幽幽的红光。纸上铰的是一个戴虎头帽的胖娃娃，骑在一条大鲤鱼背上——姥姥的手艺，年年有余，是最常见的吉祥图案。但梦里那个胖娃娃把他的头从鲤鱼背上慢慢地、机械地转了过来，纸面上那刀刻般的圆眼睛直勾勾地看向我所在的方向。然后他笑了，纸铰的嘴一点一点地咧开，露出黑漆漆的剪纸缝隙。他举起手里那根原本扛在肩上的莲花枝，朝我身后指了指。他指的方向有一个黑影子，站在堂屋的角落里，比周围的黑暗更黑更浓，像一个人被泼了墨汁后站在墙根。我吓得猛一回头，影子不见了，然后就醒了。醒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回老屯，回老屋，亲眼看看那扇窗户。
推开老屋的院门时，木板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院子里雪很深，中间只有一行窄窄的脚印，是隔壁三婶帮我定期来看看房子踩出来的。房门挂着铜锁，我这把钥匙是姥姥去世后三婶寄给我的，放在身上两年从未用过。铜锁冻得很涩，我拧了好几下才拧开，推门进屋，一股刺骨的冷气夹着灰尘和老棉布的味道扑面而来。堂屋里比外面还黑，手电的光扫过去，家具还是那些家具，炕桌上落着一层薄灰，姥姥的针线笸箩还搁在炕头。墙上挂着一面老式挂钟，钟摆早就不动了，停在十二点零九分的位置。
我把炉子生起来，火苗**金**的桦树皮，屋子里开始有一丝暖意。然后我走到北窗前，举起手电照向窗户纸，后背立刻就凉了，炉火的温度在那一刻仿佛完全被抽空。
那扇窗户上贴着一张我从未在姥姥的作品里见过的图案。不是年年有余，不是喜鹊登梅，也不是松鹤延年，是一棵树。树根在窗棂左下角，树干沿着窗格中间的竖棂往上爬，爬到最上面两根横棂时分成四根枝条，每根枝条尽头铰着一个小人。不是胖娃娃，不是戏曲人物，就是四个极其简单的小人，圆头，瘦身子，单线剪出来的手脚，在各自的手里握着什么东西。最左边的小人拿着一根棍子，第二个捏着一根草叶，第三个双手抱着一个圆球，最右边那个站在最粗的枝梢，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握。四个小人的脸全是侧着的，统一朝右，像在同时扭头看什么东西。
姥姥铰了几十年窗花，从没铰过这种。她铰的东西无一例外都是喜庆的，充满生活气的，有美好寓意的。这棵树，这四个小人，尤其是它们手里的东西，透着一股说不清的意味。我把手电往纸上凑近了看，想看清楚铰痕的纹理是否真的是姥姥的手法。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