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空调永远开得跟***一样冷。
那股冷不是凛冬腊月那种刀子似的烈性寒，而是一种阴恻恻的、缓慢渗透的冷。它从天护板上那排白铁皮包裹的风口里均匀地吐出来，嘶嘶的气流声昼夜不停，像某种巨兽绵长的呼吸。它沉甸甸地积在房间底层，钻进脚踝，漫过膝盖，从裤管和衣摆的每一道缝隙里一寸一寸地往上爬，最后把整个人都浸透了。
荧光灯管在天花板上嗡嗡轻响，洒下来的白光像磨碎的霜，落在不锈钢台面上折射出一片冷硬的光泽。超净台的鼓风机低频率地轰鸣着，冰箱压缩机每隔十五分钟启动一次，发出沉闷的震颤，离心机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会出尖锐而平稳的啸叫，像一根极细的钢丝勒进耳膜。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构成了这间实验室永恒的**音——一种枯燥的、机械的、毫无感情的白噪音，日复一日地浸泡着困在里面的每一个人。
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四十分。
我把下巴缩进卫衣领口里，弓着背，整个人蜷成一只受寒的虾。面前那台荧光显微镜已经开了将近四个小时，目镜的橡胶眼罩把我的眼眶压出两道深深的红印。视野里那一片被FITC标记的细胞正在我眼前出幽幽的绿光，像深海里某种孤独发光的浮游生物。它们的轮廓在我酸胀的视网膜上不断模糊又清晰，清晰又模糊。
其实我早该走了。今天的切片已经看完了三组，数据也整理得七七八八，导师明天要的汇报材料躺在我电脑桌面那个怎么也不肯被删掉的文件夹里，已经改了五版。我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待在这里。
但我没走。
因为整间实验室，现在只剩下两个人。
我和他。
他在最里面那排工位，我在最外面这排。中间隔着四张实验桌、三台冰箱、两台离心机、一排试剂架和一道不长不短的走廊。走廊的宽度不过两米多一点，但这个距离在心理上被无限拉长了——它像是一道我用尽全力也跨不过去的深渊。我在深渊的这头，借着荧光显微镜的掩护，把余光拧成一根极细极韧的丝线，沿着不锈钢台面的反光、越过落了灰的移液枪架、穿过半开的试剂柜玻璃门，小心翼翼地探向深渊的那一头。
大师兄。
他今天穿的是一件黑色的薄毛衣，领口不高不低，刚好卡在喉结下方两指的位置。袖口推到手腕以上，露出小半截前臂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他左手撑着额头，右手握着鼠标，食指指腹以极小的幅度在滚轮上摩挲着，屏幕上论文的页面缓慢地往下滚动。那篇论文的标题我下午路过他工位时偷瞄到过，《Nature》子刊的一篇综述，讲细胞焦亡通路的分子机制，页码超过四十页，参考文献密密麻麻占了三栏。他在看这篇东西的时候眉头微微蹙着，眉心挤出两道浅浅的竖纹——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情绪，而是一种长期浸泡在高压之下的、刻进肌肉记忆里的疲惫。
他面前的白色陶瓷杯已经空了。
那只杯子原来不是这个。原来那只白色的、杯壁上印着一只简笔画小猫的陶瓷杯，是师姐研一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记得那只杯子的每一个细节——猫的尾巴在杯柄处弯了一个小勾，猫的眼睛是用极细的黑色线条勾勒的，正面看它的时候那双眼睛好像在对你笑。大师兄用那只杯子用了整整三年，从研一用到博二，茶杯里泡过铁观音、碧螺春、普洱、速溶咖啡、感冒冲剂，杯壁内侧被茶渍染出了一圈洗不掉的深褐色痕迹。他从来不让别人碰那只杯子，洗都是自己洗，晾干之后端端正正地放回鼠标垫右手边那个固定的位置，角度永远朝着师姐工位的方向。
那只杯子是在上周三消失的。
我记得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是十一月的第一个大降温。我从宿舍出来的时候被风刮了一个趔趄，到实验室的时候鼻子冻得通红。推开门的第一眼，我就看到大师兄的鼠标垫右手边空了一小块。那个位置他放了三年杯子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小圈没有落灰的浅色印记，像一个还没完全愈合的疤。他换了一只普通的玻璃杯——实验楼楼底下教